对未来的企业改制，则需要遵循透明公开和程序公正原则。
早在19世纪下半叶，一些西方主权国家就不乏人道救助、卫生、通讯和环境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实践例证。1945年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三大支柱的创设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运行，但作为金融危机后兴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概念并没有在学术上与全球治理作出清晰的区别边界，实际上，二者在目标、主体、对象上既有紧密的联系，也存在较为明确的边界。
[7]但是，现存的许多国际规则源自于二战之后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在二战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形成的，不仅在行为体上没有反映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力量的相对变化，而且在治理对象上主要是针对个体国家，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全球相互依存难以分割的现实格局。 二、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有无区别的边界？ 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是对应于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两个概念和术语。冷战结束后，随着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性经济合作的意愿、能力以及相应的责任明显增加。[10]在经济领域，全球公民社会一般难以形成权威性治理决策，其作用主要是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2](P22-23)冷战结束期间，学界逐步将其推向理论研究的视野。
[15](P39-41)二是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强化治理的合法性。如果说新世纪初的全球治理是理论思想构建，还处于目标构想和价值理想碰撞阶段的话，那么当今的全球治理讨论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治理结构的改革和转型并如何付诸于行动上，现阶段的全球治理似乎更加务实。切块分钱，让各个部门自己去搞二次分配，倒是省事了，但预算的约束性也就不存在了。
尤其是营改增之后，地方税需要在税制改革基础上做出调整。到底该不该加工资、加多少等问题，可利用公共讨论的推动力，加快机制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步伐，彻底走向法治轨道。上面做决策，让下面去执行，什么事情都推到基层去做，这样就可能造成事权和支出责任脱节，导致财力和事权不匹配。刘尚希：当然要承认，我国整个公共服务系统的效率有问题，是个体制性问题。
刘尚希：这个是猜测，什么是灰色收入，也是个说不清的问题。过去要求低，只要不装进个人口袋，怎么花都不要紧。
大多数的普通公务员有多少灰色收入？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我看，如说有，大多也是单位在制度外给的那点隐性补贴。数据出来后，引起了各界争论，中国税负水平到底高不高？需不需要减税？如何调整不合理的财政收支结构？财经就此推出国赋论系列访谈，请财税领域权威学者分析解读中国财税改革的紧迫性和改革方向。财税改革牵涉到中央、地方政府、企业、民众等众多利益，事关中国经济转型及协调发展。总书记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中国行政管理方式落后 公务员比国外辛苦 财经：说道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中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占比是什么水平？ 刘尚希：中国处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阶段，我们面临一个现实就是贫富差距比较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税收的问题就越来越敏感。那我们编预算有多少人呢？就一个预算司，二、三十号人。当前的任务是做好这方面的研究，搞好顶层设计和完善具体实施方案。以权代法，不找法律找关系，司法腐败等等都是其表现。
以腐败为由，不让给公务员加工资，那是一种连坐法，是没有道理的。刘尚希：削减审批，政府的事情就少了，事情少了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
这类问题交给地方去管就很难，所以有的事情就得中央来管，中央来治。而今颠倒过来了，对老百姓，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
刘尚希：对，与GDP对比是可以，但是这个比较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管理的人越多，成本是上升的。改革需要民主化，也要科学化，要讲质量，不能大而化之，要研究清楚，不能凭经验拍脑袋。财经：目前财税改革最紧迫的是哪些方面的改革？ 刘尚希：首先是改税收制度，如加快推进营改增、消费税和资源税等税种的改革。二是提高政府花钱效果，也就是绩效，包括宏观绩效、微观绩效。 地方政府发红头文件就收费 属于违法 财经：关于中国应该建立税收基本法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刘尚希：税收基本法还是应该有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单个税种的法规，而没有关于整个税收的基本法，这是一个缺失。就当前看，加强税收司法，比税收立法更重要。
刘尚希表示，中国要建立法治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这首先要做的是让预算制度变成一个真正约束政府的法律制度，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注重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性和本土性，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出发。
刘尚希：对，还有像公园、风景区，属于公共场所，垃圾遍地，公共设施残缺，这不是个别现象。 税收优惠的权力不能放给地方政府 财经：三中全会公报就财税体制改革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有一种建议是将部分财权和事权上收中央，你怎么看？ 刘尚希：并没有说要把财权上收，三中全会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基本格局保持稳定。
大约到后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体制改革才能全面铺开。在前面两项改革的基础上，再改财政体制，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也就是实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还有涉及到全国统一市场公平的问题，比如税收优惠的问题，如果各个地方都搞税收优惠，都搞税收洼地，这不乱套了吗？这类的事要全国统一，这种权力不能放给地方。所以这里讲的事权上收，更多的是指事权履行责任的上收。财经：前两天李克强提到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刘尚希：从负面清单管理这个角度来说，法不授权，政府就不能动，动了就算违法。
这是与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制度的碎片化相联系的，与个人行为无关。再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社会管理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段距离。
精兵简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顶层设计，在研究的基础上厘清政府及其各部门单位应有的职责。这样各个税种的各种改革调整，新税的出台或者旧税的退出都有一个基本的依据，税收基本法提供的是基本原则。
这当然与政府不透明现状有关联。社会责任、公共道德、公民意识等等，都会影响公共管理的成本。
问题是各地的利益诉求不同，有的发展优先，要搞工业，尽管有的省重视环保，但只要有一个地方不太使劲，治理成效就会大打折扣。管理13亿人口的大国与管理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小国相比，其所需的管理费用是规模递增的，或者说管理的边际成本是上升的。在税收方面，税法的遵从度实际上还是比较低的，纳税人想的是能少交就少交。其原因既有管理者尽职尽责不到位，也有公民素质和道德水准不高，总的看，是社会发展落后的表现。
起草后再要向各方面征求意见，人大常委会要审几次，所以不会很快。据考察，希腊不大的一个国家，其财政部有上万人，我们有多少人？财政部公务员一千人左右。
政府的钱花不好，各种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反而可能成为引起矛盾的源头。在社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所需要耗费的行政成本无疑会较高。
若从综合财力（含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来算账，地方财力要占到70%多。对于这种状况，现在应当开始纠正。
